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带来光和热的人（第2页）

经过“家庭最高会议”

讨论（我们小孩子是没有资格参加的），决定一分为二，祖母和母亲各自带着子女回娘家居住。

我们搬到北门蓥华寺街跟外祖母住在一起，除靠母亲为别人绘画、刺绣以外，还靠变卖一些旧的衣物维持生活。

这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，给我们家庭带来的一个直接影响。

1941年和1942年，四爸两次回成都，发现家里生活困难，便由他负担一家的生活。

四爸是作家，没有固定收入。

好在这时我的小幺爸和大姐先后当了小职员，多少也分担一些。

经“家庭最高会议”

再次研究，为了节省开支，把已分在两处的家庭又合在一起，搬到东城根下街七十六号居住。

三爸在1939年9月从天津到了上海，身体不好。

在休养的同时，翻译一些外国文学作品。

1945年，抗战终于胜利了。

几个月以后，四爸从重庆回到上海，但年底接到四爸来信，说三爸患病逝世。

我们全家都为三爸逝世感到难过。

父亲去世时我只有一岁多，毫无印象。

三爸去世，使我第一次感到失去亲人的痛苦。

我没有和三爸接触过，谈不上对他有所了解。

后来读四爸写的文章才知道三爸的情况。

三爸先后在东吴大学和燕京大学读书，过着一种苦学生的生活，有时还得担任家庭教师来为自己缴纳学费。

他“从不羡慕别人的阔绰，也没有为自己的贫苦发过一句牢骚”

。

大学毕业后，三爸找到职业，在天津南开中学做英文教员，并给自己的未来订了一些计划，但不幸我父亲去世了，留下一个破碎的家。

三爸过去没有向家里要求什么，现在却毅然挑起这副重担，每月按时把自己的大部分薪水寄回家。

不用说，他自己的计划完全消失了。

正如四爸所说，他像“一只鸟折断了翅膀”

，“永远失去高飞的希望了”

。

就这样过了九年。

三爸教书很认真，得到学生真诚的爱戴。

以后，我认识了他的学生邢方群、黄裳、黄宗江，也证实了这一点——但家庭的重担使三爸逐渐消瘦，身体也渐渐坏了。

他到上海以后，翻译了俄国作家冈察洛夫的小说《悬崖》和其他几本书。

因为没有钱，长期不能住进医院。

三爸逝世的时候，已经四十多岁，还没有结婚。

三爸不是什么英雄人物，也没有干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，然而——这也是四爸说的——他像“一根火柴，给一些人带来光与热，自己却卑微地毁去”

。

了解三爸的情况以后，我对他十分尊重和热爱。

我是身受三爸带来光与热的人之一，不能不对他充满感激，但更重要的是我感到三爸具有为别人幸福而牺牲自己的精神。

1964年7月，我第一次到上海。